那是在刚刚到草原不到半年时间，大约是1974年10月下旬，一天中午在路过大队部的时候，在荷叶花村长期蹲点的工作组组长旗畜牧局局长巴斯站在队部门前叫住我对我说，大队决定把你抽调出来专搞新农村建设，你常驻通辽，解决大队新农村建设所需物资，你回集体户准备一下，明天就走，首先是解决木材和玻璃，会计已经给你准备了三万元现金，你带上去通辽采购。

第二天大队司机格力尼玛开着28拖拉机，我们俩从村里出发去通辽。车上还装着两大桶柴油是100公斤的大桶，因为当时是考虑的是用队里的拖拉机运输木材，所以需要准备柴油，后来改成用哲盟运输公司把木头运回到村里。从7月10号到荷叶花集体户，我是从通辽插队到这里的，集体户共21名同学，其他的20名都来自旗所在地鲁北镇，是鲁北中学1974年应届毕业生，只有我来自通辽，这个时候我还没回过家呢，他们回家很容易的，也很方便，大队也经常出拖拉机去鲁北办事，有的同学到集体户的第二天就回去了。有这个机会能回通辽看到爸爸妈妈，当然我也是很开心的。

因为身上带着三万元现金，是用布做成了一个腰围，把三万元现金放在里面，缠在腰上，那个时候最大面额是十元钱，三万元现金整整缠了一腰，也很沉的。中午在舍伯吐打尖吃饭，我就把三万元现金从身上拿下来，扔到拖拉机车厢里，和一包地瓜放在一起。那个时候想得很简单，在农村谁也不会偷地瓜，肯定丢不了的。结果我们俩吃完饭回来的时候看到钱依然还在，毫发无损。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好，不过我的做法也确实很冒失，实际上是对公共财物的不爱护不珍惜，真要丢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在通辽我和格力尼玛开始采购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门窗折页和一些必需的物资，采购结束后他拉着这些东西回去了，我留在通辽开始跑木材。

我拿着荷叶花大队的介绍信，首先去了盟畜牧局，局长是个蒙古族人，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在他的办公室，他看了介绍信马上表态说荷叶花建设新农村应该支持，这需要用计划外指标。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建设是不列入计划的，所有的物资都不在计划内。这位局长给盟物资局蔺局长亲笔写了一个纸条，大意是荷叶花是省里和盟里的学大寨先进单位，他们提出建设新农村应该支持。

我拿着他的信去盟物资局找了蔺局长，蔺局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得很魁梧，手里拿一个烟斗，很有派头，一看就是高干。他看了信后马上批示给荷叶花大队安排木材指标30立方。那个年代办事就是这样，连一盒烟都没有给买，30立方米木头就批下来了，是20立方米红松和落叶松，主要是用于房梁和檩子的，10立方米是白松，还有少量的水曲柳，是用于做窗户和门的，我记得一方木材才100多元。

在上个世纪70年，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物资主要就木材和玻璃以及一些辅助的产品，比如钉子和折页三角等等，基本上没用水泥。因为需要铁钉的量很大，没有计划，畜牧局还专门批了三百斤铁丝，我去通辽铁丝厂拉回了三捆铁丝送到通辽铁钉厂，换回了新农村所需要各种型号的铁钉。

30立方米木材批下来之后，集体户的老特和大队大阿坦巴根那书记两个人去吉林省图门林业局，用铁路把木头运回到了通辽。30立方米木头到通辽后，我联系哲盟运输公司把一部分用于房梁的原木用大卡车运回到村里，留下了一部分在通辽木材加工厂进行加工成板材，用于新农村门窗的原料，然后我就开始跟车把这些木材全部运回到了村里。

那一段时间每天往返于通辽荷叶花之间，每天都是140公里砂石路，晚上把木头装满车厢，第二天行走一天到村里，第三天又回到通辽装车，有时候是当天往返。那个年代解放大卡车能够装四立方木头，30立方米大约十车左右，是我跟随着司机一车一车运回来的。

在通辽木材厂加工的时候，加工下来的原木树皮没有人要，我都拉回到了家里了，那些年家里冬天烧火是不用买木材了，也有一些能够用的木料做家具了。那个年代人们没有任何私心，也不知道挑一点好的木头留下来。给我们运输木材的盟运输公司司机叫白常明，提出来要一块板材，是加工好的长约四米的白松，大约一寸厚，我答应了。我们俩在一个晚上去拉这根木头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好像做了什么坏事似，唯恐别人看见。因为我的过度紧张，也让这位司机感到了紧张，我们俩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放到车上就跑了，他还一个劲的埋怨我，说我没见过世面，他还提出要一桶柴油，我也给他办了。

因为和司机交往的很熟了，他是个标准小伙，很英俊，他给我讲他和女人的故事，他还拉着我去几个地方看过他的相好，我上大学后还保持着和他的联系，也很快就失联了。

我给读者讲述一下当时我们村的经济情况。

从1964年开始，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文革后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反思，原来大寨在后来的发展中是国家花钱扶持起来的。但是在文革中，在牧区还有一个口号叫“牧区学荷叶花”，只不过是没有在全国叫出来而已。

荷叶花村是真正的一个富有的地方，1974年7月10日，我们来到了这个村里，成为这里的知识青年。当时这个村就是全国牧区最先进的村，全村有130多户700多口人，有牲畜等21000头（只），其中牛11000头，羊8000多只，马3000多匹，人均30多头（只），妥妥占据全国第一名。我们来到当年的人均分红，每个劳动日十个工分是两块一毛左右，因为是小队核算，三个小队都是两元以上，相差一毛钱左右。常年在牧铺放牧的牧民一天的工分是16分，被评定为队里的主要劳动力的工分是12分，坏分子和地主富农的工分是6分，一个正常的劳动力年均收入800元到1000多元，相当于当时的国家18级到20级干部的工资。文革中在四类地区20级干部的月收入是69元，18级干部的工资是87元，1974年年底，大队已经有存款70多万元，就是在今天，一个自然村有70万元的存款也是很少的。

队里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每年卖羊毛，卖羊，卖牛，卖马，卖牛奶的收入，扎鲁特旗乳品厂每年夏天定点在村里收购牛奶，每年春季全队妇女剪羊毛，夏季挤牛奶，男劳动力主要是放牧和农业生产。现在荷叶花村是国家认定的牧区和原始湿地保护区，当年属于半农半牧，除了要自己解决口粮以外还要上交公粮，所以队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牧业生产。当年牲畜的周转率很低，一只羊要两年以后才能出售和屠宰，一头牛要四年以上才能出售，队里每年都要出售总数五分之一左右的马牛羊，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的收入。我们知识青年的伙食标准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每天每人三两肉，大队很认真的执行这个标准，夏天是吃羊肉一周一只，自己杀羊，每年入冬前集体户要杀7头牛作为冬天食用的储备，是在集体户门前由我们自己杀掉，杀羊杀牛的时候我们都很快乐。

春天卖羊毛，夏天卖牛奶，卖马，秋天卖牛，一年四季收入不断。当年一张绵羊皮才两元，羊毛也是两元钱一斤，卖马卖牛的收入高一些，来买马的都是南方人，牧民把马群从几百公里外的游牧场地赶回到大队，在马圈里有买马人任意挑选，当场定价。我亲眼看到一个南方人相中了一匹好马，大队任书记说你给800元吧，现场成交了。

大队21000多头牲畜分布在宽40公里长70公里的草原上，有33个牧铺，牧民常年远离村里，在铺上放羊放牛，马群则处在游牧时光，远在400公里外的霍林郭勒草原那一带放牧。在农区，每年统计收入的时间是12月31号，在牧区，每年统计收入的时间是6月30号，每年的7月10号，所有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回到村里召开全村牧业大会，上报存量马牛羊的头数及所有收入。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村的经济实力：1974年7月10日我到了村里，第二天我就被派到了牧铺放羊，是全村唯一一个改良绵羊牧铺，是新疆细毛羊，也是中国培育成功的第一个毛肉兼用品种细毛羊，是1934年以高加索美利奴和泊列考斯美利奴两个细毛羊为父本，以当地哈萨克和蒙古种粗毛羊为母本，经过复杂杂交选种选配，并不断改善饲养管理而培育成功的，很珍贵。就在我即将结束放羊回到村里的前一天，因自己的不慎，被狼群吃掉和咬死了三十多只，在那片草原上，一眼望去进入眼帘的都是羊的尸体，很恐怖。当时我也很紧张，不知道回去后村里怎么处理。我忐忑不安的回去后写了几份检查，没有一个村干部在会上提起这件事，也没人过问过，只是告诉我在年终分红的时候要扣掉15元罚款。在三年前我们知识青年庆祝集体户成立45周年的时候，当时的大队会计普日布告诉我说，当年并没有扣那15元，我才知道的。

这就是我们大队经济情况。

因为有了这样的收入和存款，扎鲁特旗委和平政府决定建设新农村，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标准，给130多户村民建设新房子。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意向，所以那些年村里基本不翻盖新房，都在等着新农村的建设。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选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人，我和一位老主任叫关布，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俩抽调出来专门从事新农村建设，关主任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是领导，我是具体的办事人员。当然抽调我为新农村建设工作人员，也是因为我的家在通辽，采购和找关系方便一些，当时我爸爸是哲里木盟党校校长，妈妈是盟电影公司经理，大队和旗里领导也是为了利用关系的方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社会也是这样一种风气，有些事确实也需要关系才可以进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上的便利，大队170多户人家全部是蒙古族，村民和村干部都不会说汉语，知识青年所有同学都是在城镇长大，都会说汉语，这也是我的一个条件。实际上在购买材料过程中，确实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爸爸真的起了很大的作用，给家里添了很多的麻烦，不过那个年代也没人计较这些，都觉得是应该的。每次我回通辽的时候，大队保管员都要领着我到大队库房奶豆腐，黄油随便拿，村民也会给我鸡蛋和奶制品。

我把题目改了一下，还是不能称之为回忆录，我们都是小人物，是没资格写回忆录的，还是叫全记录更贴切一些，也是一种低调。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木材铁钉折页玻璃三角还有水泥等已经采购的差不多了，并且全部运回到大队，这时已经进入冬季，准备选址了。

1975年一月春节前，扎鲁特旗委书记包玺来到大队，大队几个领导陪着包玺考察新村选址，当时我也在现场，包玺书记指着村东头的那块地，新农村就定在这里吧！一锤定音，定下了新农村的新址，也就是现在村民集中居住的这块地，距离老村大约1500米。

从大队决定建设新农村开始，包括采购物资和各项准备工作，当时都觉得很平常，也没有引起轰动，所有生活还像平常一样。那个年代没有设计，没有施工图，没有预算，只是大队的几个干部，当时主要是大阿坦巴根那书记和小仁钦宁布副书记两个人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决定建新房子150户，分南北五排，每排30户，户与户之间的距离是30米，排与排之间的距离是80米，所有户型为三间和两间，当时的规定是三口人以下的分两间房，三口人以上的分三间房，所有的房子都一个标准。

简单的用尺量了一下距离，一个新农村方案就产生了，完全是都在大脑里，没有一个落实在纸上，因为如果真的写成方案落实在纸上也是用蒙文，没有人能看得懂，也真的不需要。集体经济在当年是没有审计的，都是老百姓自己创造的财富，那个年代也没有贪污一说，大队本身也不在乎一些小钱。

当时规定的标准是所有的村民新房都是穿鞋戴帽，所谓穿鞋戴帽就是从最基础到窗户下面是石头，中间是用泥和草垛成墙体，就地挖土和泥，最顶层是红砖，房顶是用柱子和檩子，然后是剁泥用来做房顶。

除了村民用房外，还规划了机修队，发电厂，大队部和集体户用房，大队部一排是八间，集体户是六间房，其中只有集体户从上到下全部是石头和砖顶层是瓦，叫做大瓦房，大队部也是以砖为主，顶层是泥。

1975年春天开始进入建设高峰，最***的时候，我们找了八支建筑队伍同时施工，全部都是来自辽宁贫困地区，主要是天山和朝阳地区的农村泥水班（那个年代当时不叫建筑队，都叫泥水班）。虽然都是集体经济，我们大队能够用存款给所有社员建设新房，而辽宁的农村地区却贫困的不得不出来搞建筑，以此来解决他们的生存。那个年代也没有个体经济，来自辽宁农村的八支建筑队，也都是以集体经济名义出来的，是给村集体挣钱，他们得到的依然是工分和年底的分红。我记得来自天山的一个大约20多人的泥水班到秋天离开的时候，结算挣了8000多元，那就是他们村全年的收入了，他们很开心和高兴。

和工程队谈建筑价格我参加了，当时房屋的建筑定价是这样的：村民住房每间180元，村部是每间360元，集体户每间580元，一套房屋的建筑成本是根据木头，玻璃等各种辅助材料，石头，和支付泥水班的工钱决定的。一套三间的房子成本是可以算的，大约2800元。

那个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情现在都无法理解，给村民建的新房子都不用挖地基，直接在地面上垒石头就可以了。因为那块地多年的干旱和风化和碱化，地面异常坚硬，只要铲平到水平线就可以垒石头了。

用石头的量是很大，开始是由村里自己到五公里外的北面山上起石头，我们集体户的乌力吉张常池等同学参加起石头了。从山上拉回石头是我的事情，各队派出了几辆四头牛的车，把石头从山上运回到村里每套房前，***的时候每个队出五辆牛车，我是带队人，有时候浩浩荡荡一起出发去拉石头，那些年轻的牧民很高兴，赶车比赛看谁的牛车跑得快。

当石头用到高峰的时候，我们自己采的石头已经不够用了，就和当地采石头的人那里购买石头，每立方米三块钱，一个牛车正好拉一方米左右。我的任务就是每天看着他们把石头摆到牛车上，然后用钢尺计算体积付钱。每天和采石人斤斤计较，因为采出的石头大小不一，摆的时候也会凸凹不平，不过从来没有因为计量不公发生矛盾和争吵，也许是我下手软吧！

到1975年的秋天，就建成了两排村民用房大约60户，发电厂，大队部，集体户和机修队全部建成了。这一年，大队还添置了三台28拖拉机，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打草全部实现了机械化，还购置了一台B特六播种机，实现了村里自己发电，就像城市一样， 每天晚上发电照明到晚上十点。

来自辽宁贫困农区的八个泥水班的那些农民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劳动的强度不言而喻，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开始和泥干活，晚上住在他们自己搭的帐篷里。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一个细节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就是他们吃得非常简单，很多的时候连菜也没有，粮食是他们自己带来的，都是玉米和高粱米，没有细粮，没有肉。夏天正好扎鲁特旗乳品厂在村里采购牛奶，用一种高速分离机将牛奶分离出一种胶粒，是当时飞机上所需要的一种用品，然后进行二次分离制作奶豆腐。当奶豆腐做成后剩余的就是绿色的酸水，村民们用桶打回家喂猪，猪很喜欢吃。这些泥水班的农民工和村民抢这一部分酸水用来食用，有时候村民还不让他们抢，我看到他们抢回来喝的那么香，也为他们抱不平。我对乳品厂的师傅们说，剩余的酸水首先满足泥水班农民工的需要，总是要有一个人为他们说话的，当时也只有我才能制止抢酸水，给那些可怜的外地农民解决一点吃的。

上文说到关于马的事情，在我有了这匹改良马之前，我骑的马是旗畜牧站拉西站长的马，他的马是白色的，那是一匹走马，在我们全大队的众多骑手的马匹中像那么好的走马是没有的，骑起来又稳又快两耳生风，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很多时候拉站长并不在队里，只要他不在，这匹马就是我来、使用。

有两次骑马印象极为深刻，一次是我骑着这匹走马到东地，由于中途没有下来勒紧马的肚带，一路上显得非常得意，岂不知之时马鞍子已经滑落到马脖子了，就在拐弯的时候把我狠狠地摔了下来，这匹马瞬间停在了那里，等候着我爬起来。还好这次比较万幸，没伤到筋骨。我们集体户一位女同学，在到达集体户的第一天，因为好奇骑马被马摔死了。丽娜也因为骑马摔断了胳膊，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了，几次被摔毫发无损。

后来拉站长的这匹白色需要送回到旗里，也是我骑着送回去的。那天天气炎热，我从村里骑着这匹马中途没有休息，一直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奔走，一口气到了鲁北，大约30多公里，在途中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在西北的一个牧铺遇见了村里的一位妇女，名字我忘记了，我说我去鲁北，他告诉我你走反了。我调整了方向继续往前走。骑到鲁北的时候，当我进入畜牧站大院，马已经大汗淋漓，本来白色的马变成黑色了。过来牵马的一位老汉大声训斥我，哪有像你这样骑马的，让马出了这么多汗，是会要了马的性命。这时我才知道，再好的马也不能长时间急速奔跑，对马来说是很危险的。

我自己的这匹马也有一个故事让我讲了很多年。那是一天早上我去村北面草原上找到了这匹马，把马龙头套上后解开马绊子，把马绊子拴在后腰上，用力一窜到了马背上，惊动了马，马瞬间高速奔跑起来，拴在后腰上的马绊子不停的摔打着马的屁股，马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已经吓得不知所措，提着马笼子，全身伏在马背上，啥也不知道了。正在这危险的时候，一个盐碱地块上的小水面，让马的速度瞬间慢了，我趁这个机会跳下马背，蹲下来不能走路了，因为没有马鞍子铲骑奔跑，屁股也铲出血了，这一次是比较危险的。

八月份第一批60套新房分配，当时的规定是首先照顾老房子破旧的第一批办入新房，队里的几个主要领导也都分到了一套三间房，拿出了一个两间房做基建仓库，主要是存放玻璃钉子等建筑材料用品，我也住进了这套房子里，距离集体户不到100米。这个时候我也是基建仓库保管员，权力老大了，谁家的玻璃坏了，或者缺少个钉子之类的都找我，我还有一个玻璃刀，负责给每户划玻璃和安装。

九月，公社一纸任命下来，我和大队会计普日布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新农村建设基本上由我来具体负责了。

十月，草原上天气越来越凉了，当年的新农村建设也进入收尾阶段。这个时候一些主要建筑都完成了，我们给所有工程队结账，他们也打包回家了。我还记得来自天山一个大队的泥水班，他们村的书记和村长专程前来向大队表示感谢。

进入冬季，基建上没有活了，我又回到集体户，大阿拉坦巴根纳书记对我说，你虽然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但是还要接受生产队安排的活，我又和知识青年一起参加了生产劳动。那一年冬天主要是在东地里灌地了，我们集体户好多同学王宗岭，莫图，迎春，丽娜，都在东地里一起冬灌。

1976年初，已经是我们来到这里两年多的时间了。两年多的时间，城市和经济之间的文化差异，知青年远离家乡的思乡之情，还有更主要的是希望回归城市生活，希望能在父母身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个时候，集体户已经有桂花和胡日查，王宗岭和老莫已经私定终身以身相许了，我们全部蒙在鼓里毫不知情。那年冬天的晚上，突然听到外面菜窖方向里有声响，大家都以为是狼来了，拎着各种家伙冲到外面准备痛打一番，原来是莫图悄悄谈恋爱紧张的掉进菜窖里了。

集体户人人思走，谁也不安心在集体户了。玉格，胡日查，桂花，图们等同学在招工指标来到队里的时候，他们都走了，回到了城里，成为工人，安喜民当兵去了霍林河。大队欢送安喜民的时候是全村一起欢送的，和他一起走的还有两名牧民，他们是一批去了霍林河，是霍林河煤矿第一批建设者。

我心里很清楚，我能够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和新农村建设有关，也因为我两年多来一直坚持写入党申请，大队关主任和大队会计普日布是我的入党培养人，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前几年涂门和我说，我的入党提干和我的家庭背景有关，也是大队和公社对我的格外提拔和照顾，不过在当时我觉得还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我两个春节没有回家过年，留在了村里给村民演出。这一点安喜民可以证明，我和他参加了大队宣传队，第一年春节我们宣传队去东边几十公里外的乌力吉木仁公社慰问演出，大年初一的晚上是给村民演出，我和安喜民表演相声，是我编写的，用蒙语表演。我对图门说，现在我承认当年是享受一种特殊照顾了，无论是大队还是公社还是旗里，我都享受了一定的照顾，这在那个年代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是集体户唯一一位通辽来的知青，是当时扎鲁特旗革委会分管知青的领导沈文俊安排的。老特和莫图都忘记了，说我是插户的，实际上我是和大家同一天来的，我们是一起从鲁北出发的，在一个大卡车上。出发那的那天上午，在鲁北电影院前召开宣誓大会我就在集体户的队伍中了，这一点丽娜可以作证，因为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是丽娜的爸爸在他们家请我爸爸和沈文俊吃饭，我和丽娜已经认识了。丽娜的爸爸和我爸爸是小学同班同学。在集体户的那些年，我和丽娜都不知道这种关系，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丽娜的爸爸去世，我领着丽娜的弟弟拉图去我家，我爸爸对拉图说的时候我听到的。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只要建设需求，随时出差到鲁北到通辽。记得有一次去鲁北出差，住在莫图姐姐所在的招待所，姐姐很能干，每天都要将招待所的床罩被罩洗一遍，对我们也很热情。和我一起去出差的两名拖拉机司机，我们三个人去站前饭店吃饭，吃的是馅饼，那个时候馅饼一毛钱一张，我们三个人每次每人吃十张，三个人轮流花钱，正好出差补助每天一元钱，够我们三个人顿顿吃馅饼。

在基建上工作还是比较自由的，没事了，我就到集体户和胡日查在一起。这一年冬天，我和胡日查两个人赶着牛车去牧铺看放羊的丽娜，给她送去了肉和粮食，但是她对这件事已经忘记了，她说只记着老特去过。每个人的记忆都不可能是完整的，只能记住印象深的或者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也是如此。

有一次是和几个女生一起炒炒米，有王秀兰，王宗岭等人，我们把在集体户煮好的糜子带到新农村碾房，和村民借了一条驴开始制作炒米。把煮熟的炒米放在被火烧红的细沙子上，瞬间糜子子一个一个全部爆裂，用特制的筛子捞出来后放在碾子上碾压，炒米就生产出来了，非常香。我到现在还保持着吃炒米的习惯，昨天还收到了图们寄过来的炒米奶皮和奶豆腐。这几年我吃的炒米一直是他们两口子负责供应，感谢你们。

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了五区林业工作会议，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区的管理体制，当年扎鲁特旗东南三个公社道老杜公社，白音忙哈公社，前德门公社通称为五区，道老杜是中心，道老杜中学是三个公社中的唯一一所中学。现在这种区的体制可能已经没有了。

跟随会议到三个公社各个大队考察林业种植，每到一地都要讨论当地的树木种植情况，我们大队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也有的代表对我们对树木种植提出的批评，我还进行了反驳。

实际上在草原地区根本就不适合栽树，在我们村南面沙窝里，有很多古老的老榆树，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都到里面去砍这些老榆树，集体户用来取暖。当地的村民永远都是用牛粪来取暖，现在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上个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草原基本处于原生态草原时期，马羊骆驼牛都处在自然放牧和轮牧状态，根本没有任何的人工饲养。我们村里的村民世世代代用牛粪取暖，牛吃的全部是青草，排泄出来的粪便也是青草消化后排泄的，特别是冬天草都是干的，牛排泄出来的也是成块的一坨子，因为寒冷排泄物瞬间就结冻了，老百姓用牛车把结冻的排泄物拉回到村里，堆成高大的锥子状，经过春天的风化，使排泄物彻底干枯，就可以用来取暖和做饭的用了。

牛粪取暖火很旺，瞬间可以烧红炉筒子，热得快凉得也快，村民都习惯坐在炕头上点燃牛粪熬奶茶，我们是用来烧炕取暖。有时候牛粪不够了，就需要去南面的沙窝里砍松木树枝，拉回来取暖用。现在村里的南部沙丘已经是国家级原始湿地保护区了，应该是把那片老松树保护下来了。

每年春耕后的6月8日，是全村村民集中出发打猎的日子，参加的村民是按照出工计算的，那次我也参加了。全村人在老村西面的那片草原上集体出发，随着大队人马的吆喝声，任书记一声令下出发，所有村民骑着马就奔向各个方向，我也是随着大队人马出发的。村民都有自己的猎枪，只有我是从大队借出来的民兵用的三八式***。突然草原上惊动了一只野兔，只见好多的村民骑着马都在追赶着这只野兔，更多的是猎狗跑得更快，比马快多了。好几只猎狗几乎同时咬住了这只野兔。眼睛好的村民就会喊起来是那只猎狗最先咬到的，猎物就归猎狗的主人所有，很公平。那天我是一无所获，有打到黄羊的，还有的是羊浦，更多的是野兔野鸡之类的小动物。现在这个习惯估计没有了。

在我们去之前，集体户还有大约十名天津知识青年，到1975年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回家不来了。天津知青年来自大城市，他们的生活比较散懒，也不愿意出工劳动，有时候他们也去老百姓家偷鸡摸狗，所以和村民以及生产队矛盾很大。实际上天津知青年很值得同情，他们远离亲人，远离城市，来到了草原深处，语言不通，再加上生活习惯的格格不入，他们自暴自弃，有的就干脆不来了。我们去的时候老鄂和王姐已经结婚，新农村还给他们分了一套两间房子。还有刘姐和赵哥两个人正在谈恋爱，后来王姐有个指标去天津上中专，刘哥分配到了旗粮库，两个人因此分手了。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打听天津知青那些人的情况，始终没有他们的消息，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